塑造世界的三股最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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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正处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你对为什么会这样感到困惑。直接原因似乎很容易发现，但根源呢？根源仿佛剥洋葱，可以一层层剥下去。但你挖掘得越深，你就能越接近大事物：有少数事件的力量十分强大，强大到影响着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主题。本文总结了将会影响世界的三大力量。鉴于原文写于 2019 年，如果现在再来回顾的话，作者会不会把重大疫情当作第四股力量呢？文章来自编译。

划重点：

(资料图片)

对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二战

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是这三股力量：

人口结构的改变将重新配置现代经济

持续了 40 余年的财富分配不均已经达到必然会到来的临界点

信息获取的差距曾给社会制造了一道愚昧之盾，但这条鸿沟正在缩小

研究历史有一点比较讽刺，一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们往往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却弄不清楚。

我来举个例子。是什么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

要想知道答案，你得了解抵押贷款市场。

是什么塑造了抵押信贷市场？好吧，你必须了解在它之前利率下降了 30 年。

那是什么导致了利率的下降？好吧，你得了解 1970 年代的通货膨胀。

又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呃，你得了解 1970 年代的货币体系以及越南战争的宿醉效应。

可是越南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好吧，你要明白二战后西方对另一种主义的恐惧……

如此可以没完没了地追究下去。

每一件事件，不管大小如何，都会有它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忽视它的家谱可能会导致你对事件的理解有误，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可能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再次发生产生错误印象。不去了解悠久的根源而孤立地看待事件，可以帮助解释从为什么难以预测到政治为什么令人讨厌的一切。

那些根系可以无限地向下延伸。但你挖掘得越深，你就能越接近大事物：有少数事件的力量十分强大，强大到影响着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主题。

这些曾祖母级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整个世界都被重置了，那种调整的程度，以及战争留下的改变如何深刻地定义了此后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再怎么评价都不算夸张。

青霉素的出现要算到那场战争头上。雷达、喷气式飞机、核能、火箭和直升机也是这样。用消费信贷和免税利息补贴消费是经过审慎考虑的政策，目的是在战时生产结束后保持经济运转。你今天早上开过的高速公路是冷战期间为了防止发生核弹袭击时疏散城市和动员军队而建造的，而冷战是二战的表亲。互联网也一样。

而民权运动——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则始于战争期间的种族融合。

由于工厂需要女性，战争期间女性劳动力增加了 650 万。大多数人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工作，从而开始了一个新趋势，导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到 1990 年翻了一番。这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找出在 2019 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可以是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只要稍加努力，你就可以将其重要性的根源追溯到二战。这条规则很少有例外，少到令人震惊。

但这不仅仅是令人震惊。这还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例子：如果你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二战的起因和结果，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过去 60 年会是这样的走势。

你将很难理解影响最大的技术是如何诞生的，也很难理解最重要的创新是如何诞生自恐慌引起的必需，而非惬意的愿景。

或者你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家庭债务会用这种方式增长。

或者很难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对社会保障的看法与美国人会不一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预测，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会继续“渴望社会和个人安全”，而且确实如此。在谈到战后的欧洲时，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如是写道：

只有国家才能为广大民众带来希望或救赎。经历了大萧条、被占领以及内战之后，作为福利、安全和公平代理人的国家就成为了社区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如果不了解 75 年前一开始推动历史前进的那些战时力量的话，现如今发生的很多事情就不容易掌握。在我看来，研究这场战争的迷人之处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后续产生的影响。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是像二战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主题的曾祖父母，也就是其他的大事物是什么？

没有其他事物的影响力能超过二战了。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大事物值得关注，因为这些东西是许多其他主题的根本影响者。

最为突出的三样东西是人口统计特征、不平等以及信息获取。

还有此处未提及的数百股力量在塑造着这个世界。但我认为其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都是这三者的衍生品。

这三大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将对未来几十年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们既具有变革性，又无处不在。它们几乎影响到每一个人，尽管影响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们的影响会如何展开。1945 年的时候，没人能够确切地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如何继续塑造这个世界，只知道方式会非常极端。但我们可以猜测出某些最有可能发生的改变。

1. 人口结构的改变将重新配置现代经济

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1960 年，0-4 岁的美国人是 70-74 岁的三倍。到 2060 年，这两个群体将几乎持平。

年轻工人的比例正在下降。

老年工人的比例正在上升。

退休人员——或处于退休年龄的人——的比例正在飙升。

在人类存在的 20 万年的时间里，大约有 1000 亿人出生。

几乎绝大部分的那段时间里，造人并不是问题。让人活着则是另一回事。但数万年来，拥有大量婴儿一直是人类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生物学的要素。繁殖有着很强的文化元素。

在《人口冲击的战略影响》（Strategic Effects of Demographic Shocks）这本书中，作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看法：

由于立法者希望斯巴达人口越多越好，即公民的子嗣越多越好，因此当时推行了一项法律，当一名男性有了 3 个儿子，他就可以免服兵役——如果他有了 4 个儿子，他就不需要再上缴任何税收。

在苏联，约瑟夫·斯大林将“英雄母亲奖”授予有 10 多个在世子女的妇女。

在这一点上美国也毫无顾忌。七十年来盖洛普曾询问美国人理想的家庭规模应该是什么样的。1944 年时，77% 的美国人认为拥有三个以上的孩子是最理想的。女性平均拥有小孩数为 3.4 个。

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的婴儿潮属于反常现象，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导致了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女性变得更富有，她们生育的孩子会越来越少，这个历史由来已久。

部分是因为富裕国家拥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水平，因此会更多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的《国富论》一书中写道：“在苏格兰高地，母亲生了二十个孩子但活下来不到两个的情况并不鲜见。”就在 100 年前，这在美国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1900 年，28% 的美国人在 5 岁之前就死亡；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大约是 0.5%。

较富裕的家庭会转移对抚养孩子的期望目标，从而降低想要孩子的数量。教育成本尤其会造成一个悖论，你认为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孩子数量会随着你变得更富有而减少，因为当你有多个孩子时，再想为每个孩子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可能就会变成经济负担。然后是父母自己在教育方面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这些往往又是发生在生育高峰期间。

你得这样想，然后记住，在过去 50 年的时间里，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比例出现了猛增：

摘自《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一书

美国的生育率从 1950 年代的每 1000 名 15-44 岁女性生育 120 人下降到 2018 年的 59 人。尽管总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 1952 年美国出生的婴儿数量比 2018 年还要多。在此期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 68 岁增加到了 80 岁。

在人均寿命变长的情况下，婴儿数变少是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当人口老龄化时，从经济增长到职场文化乃至于全球的国家秩序，一切都会动摇。

发生的改变之一，是美国的竞争力相对于全球其他大部分地区会有所提高。

低出生率是一种全球现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虽然美国也有老龄化，人口增长出现放缓，但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已经变成了佛罗里达州的退休社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人口增长正朝着负增长的方向发展。

以下是过去 30 年发生的事情：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

以下是未来 30 年预计会发生的事情：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数据库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当人们在谈论哪个国家将拥有下一个世纪时，他们会指出看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拥有领导地位，而在这方面中国看起来很有竞争力。但是，当你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失去五分之一的劳动力人口时，要想发展经济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可以发明像下一个互联网那样的大事物，但如果考虑到人口结构，经济就会不太好看。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相同或更糟。

虽然人口结构会延缓美国经济，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却是五级警钟。因此，即便假设生产率增长水平相同，仅考虑人口结构的话，美国的情况也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好得多。美国可能会在技术上失分，而中国/欧洲/日本也许所有的行动都走对了，但美国仍可能是一个更大、更强大的经济体。

人们喜欢谈新技术和创新，因为话题很有趣。人口结构并不有趣。但它们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与未来几十年的大多数创新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还有一个东西也要受人口结构的影响：更少的出生意味着要更多地依赖移民来促进人口增长。

1920 年是移民的大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全球的移民进行了重新洗牌。那一年，刚刚有超过 800000 人移民到美国。

但那一年有 2950000 人在美国出生。因此，新居民占比的天平向美国出生的公民倾斜，而不是向移民倾斜。

20 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的走势，尤其是在移民率下降的情况下。

但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这一比例发生了变化。《大西洋月刊》的 Derek Thompson 写道：“到 2035 年，移民增加的人口数量将是自然出生和死亡人数的两倍。”

皮尤表示，未来 15 年内，父母出生在美国的工人人数预计将减少 820 万。但父母是移民的新工人将达到 1300 万。到 2035 年，第一代移民将增加近 500 万。

移民预测是一张百搭牌，会随着政治和经济风向而变。但是，自然出生的工人减少是肯定的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所以哪怕移民预测出现数倍的偏差，几乎也可以肯定美国的移民比例会上升。

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表现出更具创业精神，受过的教育也更好——移民占美国人口的 13%，但在企业家的占比却达到了 27.5%。但政治情况就没那么明朗了。Derek Thompson 写道：

今天，缴纳联邦所得税的大部分都是富人以及白人当中的上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而这些税款通常都是用来支持帮助低收入少数族裔。这助长了“制造者”（maker）对“接受者”（taker）的叙事，这种叙事经常会非常危险地近乎以种族为界来区隔美国。但在一两代人之内，这种情况就会改变。由于美国职场的多元化速度要快于退休社区，将出现少数白人劳动力支撑多数白人退休人员的局面。

美国的主要移民热潮发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未来几十年内，移民率可能会有所降低，但影响同样巨大，因为新公民的占比会因美国国内出生率下降而扩大。

2. 持续了 40 余年的财富分配不均已经达到必然会到来的临界点。

不平等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了，因为它会以零和的方式让资本主义与公平对抗——我对你，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等等。其本质是集团倾向的，部落争端有可能升级为战斗，因为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已经岌岌可危。

但在这个故事里，不管你认为不平等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做都无关紧要。这些主题其他人可以解决。

这里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而且规模非常庞大。这是会影响到所有其他主题的大事物。

1950 年代，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写作时描述了随着镀金时代让位于更平衡的经济，社会革命随之而至：

要想了解今日之美国，不仅要认识到美国良知的反抗对美国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它给美国人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你可以修复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制，使其对大多数人来说运转得更好，同时又无需停止机器……

……通过对制度的拼凑修改——也就是通过税法、最低工资法、补贴和保障以及各种规定，再加上工会的压力和管理态度的变化——我们废除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我们已经实现了收入从富人到不那么有钱的人几乎自动的再分配。这并未导致机器停转，实际上反而增强了它的动力。正如当一个企业将部分利润用于改善时，企业的运行状态似乎最好一样，如果将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地位，则整个企业系统似乎也会运行得更好，使他们能够购买更多商品，从而为每个人都扩大了市场。我们发现了一个需要开拓的新领域：穷人的购买力。

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国大发现（the Great American Discovery）的精髓。其必然结果是：如果你因此给很多此前处于弱势的人带来好处，他们就会抓住机会，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表明事情进展顺利。他们做得很好。

但这其实是一场革命。在 30 年内，最高所得税率从近乎为 0% 涨到了 94%。

简单来说，这是经济力量如何在社会两极之间取得平衡的历史路径：

一个人创办了一家好企业，然后致富。 别人会说：“不错！他们做出了一家伟大企业。他们变富是应该的。”大家是真心佩服。 随着企业产生复合效应，财富会产生更多的财富。 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权力，权力会对监管产生影响，会带来公司治理缺陷，会影响工资谈判。 这些权力创造出超级财富，而低收入工人则开始说：“喂，你之所以那么有钱，是因为你从有钱获得了有权，你们的一些财富看起来像是寻租而来而不是创造价值得来的。” 于是大家说：“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做。” 超级富豪会说：“太糟糕了，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开始不断产生复合效应。 大家开始灰心丧气，觉得没有尊严，感觉整个体系只向少数人偏心。 最终，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并团结成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力量大到足以推动变革，变革的手段往往是税收、最低工资与工会。 于是超级富豪说：“这不对。你不能这样做。” 但大家说：“太糟糕了，事情本来就该这样。”

同样地，不管你觉得这是好是坏，或者你站在哪一边都无关紧要。就本文而言，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它的发展有两个方向。在 1980 年代初期时，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而不是投资者。然后权力再次转移，40 年来给予投资者的恩惠比给予工人的要多得多。天平总是在左右摇摆。

结论是权力是暂时的。当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变得忍无可忍，决心要团结在一起，以获得足够的影响力来夺回权力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永远不要低估没有权力但有共同目标的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那么过去 40 年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件大事。

前 1% 的人财富增长了多少，前 100 位家庭拥有多少财富，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你们大概耳朵都听出茧来了。这些数字已经被重复得够多了，而且往往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呈现得太多了，这会再次激发部落争斗的本能。

更有趣的是站在另一端的人。他们的心态是“这行不通，系统已经烂了，这对我不利”，如果以史为鉴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迫使系统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这样的人有很多。关于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不会凭空判断自己的幸福。他们会对比周围人。如果你的收入保持不变，而你周围的人收入增加了 10%，很可能你的感觉会变糟。这一点通常十分微妙，因为那些更有钱的人的物质财富让你欲望膨胀，但他们经常会嘲弄你靠借债来缩小你与他们之间的差距。

关键是我们不能只看顶级富豪变得多有钱了，或者底层民众的状况停滞多久了。而是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会导致一群人反击另一群人。

而且这个差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不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的话。

当底层开始反击时会发生什么？

其实这种情况部分已经发生了。特朗普、伯尼·桑德斯以及英国脱欧都在代表着大家说：“停下来，我们要尝试一下新事物。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太糟糕了。事情本来就这样。”

但是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教育体系将被颠覆。目前需要大学学位才能有机会成为并维系中产阶级的身份，但如果你没有家人的帮助，就需要承担改变人生的大量债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不知道它是如何结束的。但 30 年内出现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到 18 岁的时候人人仍将继续背负教育抵押贷款，学费一直以通货膨胀率的两倍增长，这一切都没关系。”但并不是没关系，这种局面肯定会以某种方式被打破。

政治是又一个，这方面已经在变。关税和财富税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有太多的美国选民对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感到不安了。我不知道它到头来会如何收场，但是 1960 年的美国联邦政府与 1920 年的美国联邦政府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大部分的改变，但那个时期持续的社会变革均集中围绕着史诗般的镀金时代之后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撑进行。接下来的这几代人也许会面临类似局面。

我们会想出各种解释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但最有可能的是，2000 年代初期的收入不平等是指导随后几十年发展的一大力量，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

3. 信息获取的差距曾给社会制造了一道愚昧之盾，但这条鸿沟正在缩小。

1970 年，Carole Cole 从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少年拘留中心逃跑后就失踪了。那一年她 17 岁。

一年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谋杀尸体。此人正是 Carole Cole，但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不知道。他们认不出她的身份。Carole 就这么彻底消失了，那具身份不明的尸体也是如此。

34 年后，Carole 的妹妹在 Craigslist 上发布消息，向互联网询问她姐姐失踪的线索。几乎在同一时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治安部门也创建了一个 Facebook 页面，请求帮助识别 34 年前发现的无名氏（Jane Doe）的尸体。

六天之后，有人将这两个帖子的点连成了线。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之内，Facebook 和 Craigslist 就解决了困扰侦探近 40 年的问题。

甚至在 10 年前，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而且我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它的全部潜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上一代最伟大的创新，在于打破了过去导致陌生人相互隔离的信息障碍。

电话和收音机离这个很接近了，但又大不相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他的《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提醒我们，19 世纪初期，美国 75% 的人口还住在“农村”，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邮政服务。一个城镇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电话和收音机打破了这些障碍，改变了 20 世纪。但是电话是用来与你有约的人交谈的，而收音机则只能听不能讲。

过去 20 年——尤其是过去 10 年——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历史先例。电话消除了你与远亲之间的信息鸿沟，但互联网缩小了你与全世界几乎每一个陌生人之间的鸿沟。

这是一件大事。也许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我认为没人知道它会引领我们走向何方。不过这不妨碍我说几点。

TechCrunch 创始人 Michael Arrington 最近写道：“我曾经认为 Twitter 让我们分裂，但我慢慢开始觉得，你们当中总有一半人讨厌另一半人，但直到有了 Twitter 才知道这一点。”这个观点挺好的，它强调了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事情：1）每个人都属于某个部落；2）这些部落之间有时候存在着根本上的分歧；3）如果这些部落相互保持距离，那就相安无事；4）但互联网愈发令他们不能保持距离。对不同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很好，也有必要。但是，当部落里面曾经是基本的、不可动摇的观点被暴露给不同的部落时，人们会震惊地发现，对他们来说神圣的东西并不总是普遍的真理。政治观点的范围一直都是很极端化的，但我们在过去十年所看到的是，当盖住意识形态上无知的那块毯子被拿走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转变是对精英管理的压力。从未有过发言权的人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叫做 Jesse Livermore 的博主提供的智能投资分析比顶级投行整个部门所能发布的东西还要多。两年前，从未从事过金融工作的 Nick Maggiulli 还默默无闻；现在他谈投资的文章受到的关注比大多数主要新闻机构还要大。实际上，文凭主义正在消失。我不在乎你是谁或你的职位是什么。但如果你有一个好主意，我愿意听听。当然，这样做也有危险的另一面，因为大喊大叫的疯子往往会引起注意。但是，当准入门槛被取消时，你会意识到人才比你曾经想象的要更普遍。未来会有成千上万个迈克尔·杰克逊、斯蒂芬·金（Stephen Kings）以及托马斯·爱迪生得到认可，而这样的人放在以往任何时代也许都会被忽视掉。

第三个转变现在想藏起来更难，但传播却更容易了，那就是虚假和误导性信息。我不知道如何调和这种矛盾，但你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东西。客户评论可以做到商业改进局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但虚假评价带来了二十年前不存在的挑战。 贝索斯（Jeff Bezos） 曾经说过，当消费者更加了解情况时，企业应该“将大部分的精力、注意力和资金投入到打造出色的产品或服务上，投入到宣传和营销上的要少一些”。与此同时，垃圾邮件之所以消灭不了，是因为它有作用。也许互联网虽然让我们更了解情况了，但同时又让人更容易上当受骗了。区分这两者很困难。在真实和虚构这两极都有影响，这是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股重要力量的主要原因。

这个话题可以一直讨论下去。在我看来，在线约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几代人的婚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线教育的影响力没有增长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地缘政治似乎也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它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推特外交），但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全球市场）。然后还有竞选规则的问题，当两位候选人读高中的时候就有社交媒体时，当每个人都发表过自己以后会后悔发出去的东西时，情况会怎样？观察事态发展会很有趣——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恐惧。

这个世界是由尾部事件（tail events）驱动的。少数事情驱动大多数结果。这是投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少数仓位就贡献了你这辈子大部分的回报。

历史也不例外。二战、一战与大萧条几乎影响了 20 世纪的每一个重要事件。19 世纪的工业化和美国内战也是如此。

人口结构、不平等与信息获取将对未来几十年产生巨大影响。这些重要力量会如何收场的故事还有待讲述。但是当讲完这个故事时，我们会更了解它是从何开始的。

译者：boxi。

标签： 人口结构 这种情况 人口普查